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、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，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、血脉永续。”2019年11月21日，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与长春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共建“主题教育育人基地图书馆”进行了揭牌仪式暨赠书仪式。党史研究室向外国语学院赠送了由穆占一主任主编、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精心编撰的《红色吉林：100个引人入胜的党史故事》。该书成为外国语学院师生开展党史学习的生动教材。
为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长春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在师生中特组织开展“朗读红色故事，传承红色基因”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通过深入学习、朗读英烈事迹，加强对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，使外国语学院师生普遍感受到红色正能量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。着力引导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之情、砥砺强国之志、实践报国之行，成为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的时代新人。
此次为朗读《红色吉林：100个引人入胜的党史故事》系列活动第二十一期：用一生追逐光的轨迹——“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”蒋筑英。
蒋筑英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，他将勤奋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融于一身。他的一生是短暂的，但他将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共和国的光学事业，为国家光学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1956年，蒋筑英以优异成绩考人北京大学物理系。在北大期间，他不仅认真学习专业课，同时还掌握了英、俄、德、日、法等五门外语。在大学期间的11个寒暑假，其中有8个他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。大学毕业后，为了心中的光学梦，蒋筑英毅然选择来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(长春光机所)，并考取了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的研究生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在国际上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。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，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。这个科研领域当时在我国还是空白。王大珩根据国家建设的需求，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，蒋筑英开始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努力前行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项开创性的工作，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，想要出成果就要克服重重难关。面对这些困难，蒋筑英说:“科学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，不会一帆风顺。居里夫人把自己关在小木屋里，节衣缩食，4年之后才发现镭。我们还没搞到一年呢。要打起精神，继续干!”1965 年，经过700多个日夜的不懈奋战，在蒋筑英和同事们的努力下，我国第台光学传递雨数测量装置研制成功。这时的蒋筑英还不到30岁。
20世纪70年代，为了攻克彩色复原技术难关，蒋筑英白天与王大珩一道工作、听他讲课，夜里他和光度学专家冯家璋一起， 反复用手摇计算机演算，寻找调配红、蓝、绿三色最佳区的数据。这里既包含光学的问题，又涉及美学的问题，而且需要无线电电子学的先进技术。他们经常一算就是好几个小时。经过一番艰辛的努 力，他编写出了我国第一篇《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》专业学术论文，同时按照这个数据，用电子学的方法，制成了校色矩阵的电路插板。随后，蒋筑英带着这项研究成果，来到了北京电视设备厂，参加电视整机联调。整机装饰完毕后，人们从装有校色矩阵的电路插板的电视机上，看到了色彩鲜亮清晰的影像。彩色复原技术的成功在国内是个创举，使蒋筑英又登上了一座从来没有人登上过的高峰。随后，蒋筑英无论在光学检验方面，还是在颜色光学领域，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。他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难题，编写了《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》;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。在颜色光学方面，他又发表了5篇学术论文，其中《显像基色座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》，已作为国内制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。他进行了大量研究后，撰写了《关 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》重要论著，对我国电影、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
蒋筑英的导师，国家著名光学科学家王大珩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，他说:“论起蒋筑英同志的才华和贡献，单纯地从他写的论文来衡量是不完全恰当的。他的重要贡献，表现在科研和应用的结合;表现在学以致用;表现为以自己的知识和科研成果更多地服务于生产实际的需要。他工作的特点，在于不图虚名，踏实深人，经得起实践的考验，在解决问题上，博得了信得过的声誉。这无疑是刻苦钻研的结果
蒋筑英时常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，这就是他的“备忘录”，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，每件他都有问必答，从不耽搁。蒋筑英通晓五国语言，所以他成为了长春光机所外文翻译方面的“专家”。他在翻译外文资料时，遇到对别人有用的资料，他常常另外特别翻译出来，誊写清楚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。为方便大家查阅资料，他主动到图书馆帮助编书日，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《光学设计与检验》资料索引。全书7000多篇资料，他一页一页审改， 精心编排。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交给情报室，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光学资料不好查找，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。对自己的宝贵资料，只要别人有求于他，他便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，从无二话。
“有追求，头勤、嘴勤、手勤、腿勤"，这是蒋筑英的同事史光辉对他的评价。他经常帮助同事一遍又一遍修改论文，可等到发表时从不让同事在论文中提到自己的名字。他和别人共同取得科研成果受邀参加学术研讨会做报告时，也总是让合作的同事去。曾经有一次，光机所的有名同志根据蒋筑英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后，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。这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完成后，这名同志想要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，可是蒋筑英不同意，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。这位同事为不让蒋筑英知道，在论文上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前面后就交付打印。蒋筑英也不让他知道，赶在论文打印前到打字室，把论文上两人的署名调换了个位置。
曾经有人劝蒋筑英说:“依你的基础和才华，何不趁年轻时多写几篇论文!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为别人服务上，太可惜了!”而蒋筑英却回答说:“我就是一块铺路石， 我愿意别人踩着我顺利走好人生之路。”
成功的背后，更多的是汗水与辛劳。蒋筑英家住长春南湖风景区附近。他有两个孩子，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。他总是每天5时起床，一直忙到深夜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每到节假日，蒋筑英就让妻子带着孩子去她的哥哥家玩，而他自己则早早地就去了实验室。
不仅如此，在住房、工资和职称面前，蒋筑英从来都是先人后己。蒋筑英-家三口多年住在一间小平房里，条件很差。1980年底，光机所按照相关规定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，妻子知道后高兴得一夜没合眼，他却主动找到领导说:“我不要三间套的， 给我两居室就可以了。”其实当时女儿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。最后在所领导的一再说服、动员下，他才搬进了顶层的一套房子。
1979年，长春光机所派蒋镇英去德国进修。在出国之前，光机所准备提升他的技术职称，要他作类职报告，但他再三推让，一直未好出国后他仍收心不下，特地写下封特殊的申请资回国内。请组贝不要规升他。在国外学习期间， 他坚持有吃俭用。期时，外国朋友常请他到饭店吃饭，但到了回请的时候，将筑英担心费用的问题，所以常常亲自下厨，做饭请朋友们吃。半年时间里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，他首先想到给领导写信，向长春光机所需要买些什么器材。领导回信说:“你在国外很辛苦，需要加强营养，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。”而当蒋筑英回国时，他用自己省下来的个人津贴为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、一部录音机、19台电子计算器和些光学器材部件。
1981年，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时，同事在他的行李箱里发现了一大包四川榨菜，问道:“老蒋，你这是干什么?”蒋筑英回答说:“我打算在国外就吃这些榨菜，从嘴里抠外汇，等回来给所里添置更多些光学器材。”
1982年6月，组织派蒋筑英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。在最后--次出差的前一天蒋筑英还收拾了新建的试验室，修好院里被损坏的柏油路面，帮助同事家里修理下水道。在成都工作期间，蒋筑英因为劳累过度，加之多年来积劳成疾，因病抢救无效逝世，年仅44岁。
蒋筑英的去世，在全国范围引起了极大震动。国务院追授他为全国劳动模范。聂荣臻元帅称赞他是“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”。长春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事迹拍摄了电影《蒋筑英》。2009年9月，蒋筑英当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100位人物之一。
